毛泽东秘书站错队：庐山会议逆转企图

来源：中共新闻网

作者：李亚平

原题：毛泽东对庐山会议态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之巅见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与会者不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涵盖了各省市区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伊始，纠“左”成为基调。众多代表从各自立场出发，深刻阐述了“大跃进”所暴露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尽管前期的纠“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显不足，呼吁进一步深化纠“左”工作。与此同时，亦有一批与会者对过度纠“左”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此举已导致干部和群众士气低落，甚至出现了右倾化的苗头。

通常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为分界点，将会议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会议氛围较为宽松，被称为“神仙会”；而后期则转向了“反右倾”运动，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神仙会”期间，那些被称为“秀才”的群体——他们当时主要是指那些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员，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们——普遍呈现出对前期“大跃进”的质疑态度，并对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表示了坚定的支持。颇具意味的是，这些人多数与某个在“大跃进”中积极推动工作的地方负责人产生了分歧。

田家英和李井泉

自1948年起，田家英便肩负起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重任，并在庐山会议上担任中办副主任一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之间的一场“官司”最终上诉至毛泽东面前，在庐山会议上得以解决。

自1959年春伊始，田家英受命于毛泽东，赴四川展开实地蹲点调查。在历时近四个月的深入调查中，田家英揭露了新繁县大丰公社存在虚报产量的严重问题。紧接着，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指示信（亦即4月29日的党内通知）发布，信中着重强调了合理密植和坚持讲真话的重要性。这两项指示在当时四川地区普遍存在争议，且讨论热烈。然而，毛泽东的指示信并未得到有效传达，四川省并未在县级以下进行公布。田家英果断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公开广播了这封指示信。

于是，大丰公社在密植策略上采取的独特做法很快传遍了各地。在四川省委的会议上，田家英因反对过度的密植，与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番讨论，省委最终作出决定，全省仍将继续执行高度密植的政策，但允许田家英所辖的公社采取较为稀疏的种植模式。

上庐山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公社在产量上夸大其词、虚报实情的状况，同时将调查组收集到的有关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风及过度密植等问题的不满意见一并呈上。这一举动令李井泉感到不悦，导致他与田家英之间爆发了争执。在开小组会时，在讨论田家英所述的受压导致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对其提出了批评，使得田家英无法继续陈述。最终，这场“官司”上诉至毛泽东，然而，他并未对双方的是非曲直作出明确裁断。

李锐和柯庆施

自1958年伊始，李锐便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同时亦担任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

李锐忆述，自1958年春，矛盾便逐渐浮出水面。在那年的三月，成都会议召开之际，柯庆施约见李锐，嘱托他为撰写一篇文章，内容主要围绕教育与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及大革命展开。李锐勉强拼凑了一两千字，敷衍了事，但效果并不理想。自那以后，柯庆施曾对他人提及，李锐所撰文章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准。五月，华东地区的计划会议于上海召开。众多工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华东地区1959年度“跃进”计划的编制大计。水利电力部的李锐同志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上，华东地区钢材的指标攀升至600万吨之巨，然而李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电力供应难以得到保障。面对柯庆施的不满，尽管多方努力进行协调，李锐仍旧坚守自己的立场。继而，李锐致信毛泽东，阐述了华东地区计划显示全国电力短缺将超过一百亿度，并指出该计划未预留充足余量。遗憾的是，这封信并未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

在本次庐山会议期间，李锐于7月20日的分组讨论中，特别强调了：华东地区试图引领600万吨的规模，实属过于奢望，与客观条件相去甚远。这些话语，实则是指向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的。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的短短数日，会议的气氛骤然转变，形势急转直下。其间，柯庆施在午餐时分特地前来，与李锐举杯共饮。李锐高声回应道：“柯老，您是见证过列宁风采的长者，何必与晚辈我们计较，说完便转身回到餐桌，不再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自1939年起，陈伯达便担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并在庐山会议期间身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要职。尽管关于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间的矛盾，记载并不多见，但从中仍可窥见一二。

陈小津在其父陈丕显所著的《我的“文革”岁月》一书中记载：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陈伯达被派往福建进行蹲点工作，他自诩为“钦差大臣”，对福建省委的工作指手画脚，频繁提出意见。叶飞对于陈伯达的部分行为感到不满，遂予以反驳，两人因此发生争执。叶飞直言不讳地批评陈伯达的观点为“书生之见”。陈伯达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揭发了叶飞，然而毛泽东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另一种关于此事的记录显示：1959年的农历一二月，陈伯达重返故里，抵达福建晋江地区，于南安南厅乡的满山红大队逗留了二十余日，期间他积极参与工作组的活动，进行实地蹲点调查。2月26日，他致信省委，并通过其向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汇报。信中提出了诸多问题，如闽南地区土地条件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应充分与群众商议，共同决策；晋江地区在提升贫困村和山区收入水平的过程中，采取了挖肉补疮的策略，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在处理社员报酬问题时，建议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

陈伯达的报告中蕴含诸多精准见解，实则反映了晋江地区干部与民众的普遍心声。这些观点对毛泽东持续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件发出不久，福建省委便召开了解放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六级干部大会，参会干部达1.4万人。在会上，叶飞代表省委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特别针对公社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通过前后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神仙会”阶段，陈伯达曾两度发表长篇讲话，对“大跃进”运动中显现的一些弊病进行了犀利批评。在针对福建工作进行点评时，他与叶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7月23日的小组会议以来，陈伯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他前往福建的调查活动亦再次被提上议程。

胡乔木和曾希圣

自1941年起，胡乔木便肩负起为毛泽东同志担任秘书的重任，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然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之间所生的矛盾与纷争，主要聚焦于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解读与争论之上。

依照既定计划，会议持续近半个月，最终以一份纪要性的文件作为终结。该文件由起草小组精心编制。毛泽东最初选定五位成员：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及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提议，增补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等同志至起草小组。整理《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的初稿。据李锐所述，谭震林与曾希圣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了先锋角色，然而他们并非该议定记录的主要执笔人。

国民经济某些比例的失衡、公社化运动中盛行的“共产风”、以及命令主义与浮夸风气的盛行。

曾希圣身为起草小组成员，亦对这段文字的表述有所不悦。在19日的小组讨论中，他指出，安徽省最为显著的瑕疵，便是盛行了“共产风”。这位干部对缺点的看法，恰如玻璃上落下一滴墨渍，轻轻擦拭便可消除。“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衡的说法，我并不认同。实际上，工业和农业不都是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吗？虽然在工业内部存在一定的比例失衡，但我持乐观态度，这种大规模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教育，使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曾希圣，身为起草小组的成员，对《议定记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举动格外引人瞩目。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为“共产风”进行辩护，还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现象予以否认，其批评的焦点直指三大弊端。

随着彭德怀的信件已公开发布，20日后的讨论焦点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彭德怀的信件。因此，胡乔木与曾希圣之间的争执一经爆发，便迅速转移了方向。

吴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未担任毛泽东的正式秘书，但自1956年起，他频繁参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始终伴随在毛泽东身边，担任庐山会议期间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职务。据史料所载，他在庐山会议上并未与地方负责人产生任何争执。然而，会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之间的矛盾却已有端倪可寻。

1958年10月下旬，吴冷西与田家英受毛泽东之托，赴河南新乡地区进行蹲点调研。11月5日，他们乘坐专列向毛泽东汇报了调研情况。吴冷西在汇报中，重点提及了修武县委书记所提出的问题。该书记对于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以及供给制表示了担忧，他担心若公社推行全民所有制，在灾年可能会引发饥荒，而在丰年则可能因粮食价格过低而损害农民利益。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认同。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在助长国民党对我们的不实指控？应当禁止拆散家庭。

在紧随其后的郑州首次会议上，于11月10日举行，毛泽东对河南省计划在四年内过渡至共产主义的提议表示质疑，认为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过于浓厚。在庐山会议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对某些地区出现的解散家庭的极左行为进行了批评。随后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对吴芝圃进行了批评。

从上述分析来看，吴冷西等人的汇报成为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在会议中遭受批评的关键因素。吴冷西本人亦承认，他们的调查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吴冷西与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发生过争执，但可以合理推测，两人在“大跃进”期间的一些政策实施上存在分歧，并将这些分歧直接呈现于毛泽东面前。

纷争的缘由

需强调的是，庐山上的争议并不仅限于上述几位地方管理者，涉事者还包括其他个体，其矛盾错综复杂。尽管如此，上述冲突无疑较为尖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情况呢？

矛盾的根源，主要源自于“秀才”阶层对于“大跃进”运动及其后的“纠左”行动持有与部分地方领导者截然不同的见解。

在“神仙会”期间，那些“秀才”们于深入纠“左”之事上，展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与协调性，他们的能量充沛，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秀才”们致力于纠偏“左倾”思想的中心工作，便是草拟《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五位“秀才”均参与了起草小组，并肩负起主要职责。《议定记录》的初稿，系统地针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自17日起，小组经过重组，集中讨论了分发下来的《议定记录》以及彭德怀的信件。在最初的两三天内，批评者们对《议定记录》的批评多于对彭德怀信件的批评。可以说，大约在20日之前，《议定记录》成为了“秀才”们与坚持并推动“大跃进”的地方领导层之间矛盾与争议的焦点。

“秀才”群体在坚持纠“左”的过程中，亦展现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坚定支持。胡乔木回忆道：“在‘神仙会’期间，张闻天多次莅临我的住所，与田家英、吴冷西等友好交谈。”他们对我国当前形势的认知较为一致，一致赞同深刻汲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以全面纠正“左倾”偏差。彭德怀信发布后，18日，私下里，那些“秀才”们热议起彭德怀的来信，无不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信中的内容颇具价值，其观点亦与己同心。面对彭德怀的信件遭受非议，众“秀才”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对彭德怀的坚定支持。在19日的小组会议中，胡乔木发表言论，力挺《议定记录》，强调“他并未提及彭德怀的信，实则内心赞同其内容”。翌日，20日的小组会议上，李锐表示，彭德怀的信提出了一系列对立意见，激发了众人深入的探讨，这种精神实为可嘉。当有人在小组会议上对彭德怀提出批评时，吴冷西三次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两股坚定于深入纠“左”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信息交流与精神上的共鸣。

审视某些地方的负责人，尤其是那些在1958年备受关注且失误较为严重的负责人，他们在庐山会议前期的发言中，普遍认为问题并不严重，甚至已经基本得到妥善处理；他们还认为，当时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纠正“左”倾错误而导致的干部和群众情绪低落，因此应当振奋精神，继续推动“大跃进”。对于“秀才”们积极倡导纠“左”的观点，他们则挺身而出，进行反驳。田家英判断：另一阵营的指挥机构由柯庆施、李井泉等人领军，他们发动攻势，抨击《议定记录》以及彭德怀的来信。有人于23日后的批评声中，将“秀才”群体与彭德怀相提并论，谓其同气连枝，气味相投。

在诸多争执之中，毛泽东秘书这一群体尤为显著，这亦提示我们需关注“秀才”阶层所拥有的独特身份。

“秀才”们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洞察毛泽东的意图与动向，更使他们拥有了更多向毛泽东传达信息、施加影响的机遇。“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屡次派遣秘书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调研，以掌握第一手情况。这些秘书所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的决策。在与地方领导的争执中，田家英、李锐、陈伯达等人通过书信和递交材料的形式进行沟通，而吴冷西则选择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除却与毛泽东先生密切接触与施加影响，“秀才”们亦借助于其特殊地位，力图对会议的进程施加关键性影响。田家英曾建言，首先，由胡乔木在会议之余与各省市区的委第一书记及部委负责人进行私下交流，鼓励他们坦诚相待，进行自我批评。胡乔木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次，胡乔木将小组会议中气氛沉闷、讨论失误遭遇阻力的情况向杨尚昆进行了汇报，并恳请他转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胡乔木亦照此办理。

“秀才”们得以便捷地听闻最高决策，并积极投身其中，这无疑对争议的另一方施加了压力。鉴于对手乃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争斗。毛泽东洞察了他们的心态。7月17日，在谈及双方的争执时，毛泽东对“秀才”们表示：“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掌管着大局。”正如古语所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每个人都拥有保卫自己辛勤成果的本能。

相较“秀才”阶层，部分地方领导者亦积极对毛泽东施加其影响力。6月29日、7月10日以及7月22日，毛泽东与各大区负责人展开了关键的对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7月22日的会面中，部分地方负责人试图对毛泽东施加影响。柯庆施与李井泉对纠正“左”倾错误表达了他们的不悦。他们声称：目前，越来越多的组内成员对“三面红旗”表示反对，少数人似乎有所松懈。柯庆施表示，当前亟需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以抵挡这股不良风气，否则队伍将面临解散的危险。“三面红旗”的口号与“队伍散了”的现象，正是毛泽东所深切关注的焦点。这些直击要害的进言，促使毛泽东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决策。

毛的态度

经对“秀才”与地方负责人之间争执现象的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在纷争的最终裁定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对于毛泽东而言，一方面是身边的亲信，另一方面则是“大跃进”运动所倚重的力量。在争执的初期阶段，他并未轻易作出决断。

然而，随着毛泽东在庐山这场重大斗争中转向对彭德怀的批判，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也就不可避免地预示了“秀才”阵营的败局。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李锐即被剔除出“秀才”的行列，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他四人亦同样被中央机构立案进行审查。毛泽东多次在与其面谈时指出他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所走的道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面对“秀才”与地方负责人之间的“争端”，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支持后者：“若是你指责了他人，对方予以反击，这实属寻常。适度的紧张感并非坏事，它能够促使我们反思自身，检视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对“秀才”落败的裁决结果进行审视，一方面揭示了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部分地方负责人存在诸多共识。另一方面，这也显现了在那个时期，他对常规机构中的干部依然保持着深厚的信赖与依赖。在此期间，身边的亲近人士在政治领域所释放的能量及所发挥的作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他晚年所围绕之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